1998年3月28日／北京“忙蜂”酒吧

　　“花儿”乐队荣获CCTV和MTV评选的99年度内地最佳乐队。这是他们出道两年来得到的最高荣誉。来京参加颁奖的港台嘉宾纷纷在休息室与“花儿”乐队的三位成员合影留念，而他们的随行人员也纷纷询问“花儿”乐队会不会在现场演出，可见他们在港台地区的人气之旺。内地一些只顾追“星”的记者们见到此景，才发现原来这三个穿着肥大滑板服饰的小孩儿原来是当晚将领取“最佳乐队”奖的“花儿”，于是簇拥上来拍摄采访。百代（中国）唱片西洋部经理詹华也说，很多来自港台的艺人和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北京都会向圈子里询问在哪里的PUB可以看到“花儿”乐队的演出。就向上次江美琪来京宣传，邀请“花儿”乐队担任嘉宾，并在现场翻唱“花儿”乐队的作品《静止》和《破灭》。事后又拿出一沓“花儿”乐队的唱片要求签字留念，说那些都是百代台湾公司同事托她的。而马来西亚方面的报纸上称“花儿”乐队将在暑期到马进行演出，当地歌迷已经引起轰动，只是关于此次演出，新蜂音乐及魔岩唱片尚未得到正式邀请，而主办演出的公司却称已与红枫接洽，但对此说法，也未得到红枫的认可。因为“花儿”乐队将在暑期进棚制作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草莓声明〉，所以马来之行有可能仅仅是当地演出公司的一项吵做而已。

　　98年2月，我在酒吧碰到这三个毛头小子的时候，打死我也不信他们的音乐会感动我这么麻木的心。大乐做为介绍人，说他们的音乐挺好，想来酒吧演出。我客气地笑笑，并没有认真地去打量这几个孩子。他们上台接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特别业余，一起喝酒的朋友也在笑他们笨手笨脚的样子。当他们一切就绪的时候，我问他们乐队的名字。大张伟说没想好，暂时叫“迷糊的宝贝”。我觉得名字很难听，心里感觉就更不对了。我说你们不要唱别人的作品，唱点自己写的歌。大张伟挠挠头，说他们的歌都是自己写的。

　　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第一场演出，也许音乐和演奏都大不如现在，但是你知道什么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吗？我们在场的所有听众都在他们的音乐中被狠狠地打了一拳。我们全傻了，当他们把七首完整的作品演完，我们都忍不住起立为他们鼓掌。“麦田守望者”的主唱萧玮建议让他们把《放学啦》再唱一遍，我们都极力赞成。演出结束的时候，我把鼓手王文博叫过来，询问关于他们乐队的情况。他说所有的歌，都是大张伟写的。我说他们的音乐有点象NIRVANA，他说没错，他们都喜欢NIRVANA。我说我准备在下周举办一次几支地下乐队的演出，他们可以来参加，顺便把他们乐队的DEMO给我带来。因为当时我正在策划一个地下音乐的合集。

　　第二次见到他们，他们也在商量给乐队改个名字。可是直到演出前五分钟仍旧没定下来，我们想破了头也找不出一个适合他们的名字。就在上台前，大张伟背着吉他跑过来说：我们干脆叫“花儿”吧。我知道那是他们一首很好听的歌的歌名，也没有时间多想，就叫“花儿”吧。那天演出的四支乐队中，他们是最出色的，所有的听众都被他们的那股冲劲感染了。我站在台下，突然就有个念头，觉得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中国摇滚乐虽然已经奋斗了十年，但是舞台上还从来没有一支年龄这么小的乐队出现过。当我跟他们说我想做他们的经纪人的时候，他们一脸无邪的笑容，他们冲我点点头，算是答应了。随后我跟他们签下一份经纪合约，当时签了五年。签约的时候，都是他们的父母来代签的，大张伟当时只有十四岁。

　　签约之后，我开始让他们接触更多的音乐，同时利用每周日的下午在酒吧排练。四月份，我在酒吧里为他们录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DEMO。然后每人串了一盘，让他们回去研究。同时我开始找投资和合作，看谁愿意给他们做一张专辑。当时我在酒吧的演出海报上称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很快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随即几家唱片公司也给我谈到有关合作的事情。98年5月份，我有了自己组公司的念头，不过圈内的朋友都劝我别太冲动，唱片业近几年并不景气。我希望能尽快给他们制作一张专辑，来记录他们现在最真实的状态，因为他们的出现无疑将使中国摇滚乐开始一个新的时代。98年6月，我在酒吧里实现了中国第一次的网络直播“北京新音乐势力”，通过网络展示北京一场摇滚乐演出实况，“花儿”也随之成为受人注目的焦点。

　　他们的年龄是一个优势，媒体也格外关注如此年轻的孩子怎么能做出这么好的音乐。我说他们是天才。他们自己觉得这样的音乐就应该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做的，在国外不就是这样吗？PUNK音乐不就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喜欢的吗。

　　第一次进棚录音是在98年的7月18日。当时“滚石”决定在《中国火3》中收录“花儿”乐队的那首成名曲《放学啦》的DEMO版，一来是他们非常看好这支年轻的乐队，二来“中国火”一直是中国地下乐队初露锋芒的阵地。后来《中国火3》上市，“花儿”乐队的这首《放学啦》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的校园，乐队也有了更为广泛的知名度。第一次录音是这几个孩子最难忘的。我们租了一天的棚时，来完成这首仅两分多钟的歌。他们觉得录音很好玩儿，可是没过两个小时就知道厉害了。鼓手王文博先录鼓，当他走进录音棚戴上耳机，听到耳机里传出的节拍器的声音的时候，他都快疯了。打鼓的时候立刻晕得一塌糊涂，连重拍都找不着了。你能想象吗，这首歌的鼓足足录了七个小时才完成。后来他告诉我，当天晚上回家睡觉脑子里全是“滴哒、滴哒、滴哒”的节拍器的声音，第二天上学都一直有“耳鸣”。就在王文博艰苦地流着汗打鼓的时候，大张伟和郭阳就在录音棚二楼的休息室里睡觉，一觉醒来，王文博仍旧在狂抡不止。郭阳录贝斯的时候突然怎么也调不准那四根粗大的弦，神情紧张，当录音师让他的贝斯出个声音的时候，他居然自己对着我们“喂，喂”了半天。大张伟录吉他倒是挺快（反正吉他加上了失真效果器），可是一轨吉他录完之后就傻傻地看着我，不知道还该做些什么。我得坐在那儿跟他一起现想。不过说到唱，大张伟真是让人省心，一首歌两三遍就能录完，而且音准极佳，录和音的时候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当我们把所有的简单后期做完，已经是深夜两点，王文博在休息室里也睡了一觉。

　　专辑正式进棚录音是在98年9月13日，这次我们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最后的排练和结构调整。当天中国著名的录音师何飙特地抽空来到录音棚帮我们调试鼓的音色，“麦田守望者”的鼓手苏阳和前任吉他手刘恩也来到录音棚帮我这个业余制作人监听乐器部分的音色。当时因为大张伟和王文博都已经开学，我们只好利用周末的两个休息日来录音，他们俩也分别在休息室里写作业。录音用了十七天，厉时两个月。一共完成了专辑里收入的十五首作品，以及早期作品四首，一首未收入专辑的新歌和两首作品的混音版。录音期间，棚里的设备一件件开始出问题，先是一只监听音箱没了低音，然后是发现调音台有交流声。刘恩和苏阳也因为跟随乐队演出不能来帮忙了。不过我们还是一天天熬过来了，孩子们也遭足了我这个坏脾气的制作人的骂。全部录音结束的时候，王文博的鼓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张伟也开始懂得更多为作品编配的方式，郭阳终于学会了用拨片弹贝斯。其间，大张伟又为专辑写了两首新歌《别骗我》和《没辙》，因为他担心专辑里快歌少，不够猛。缩混因为等缩混师耽搁了将近一个月，后来请正大的缩混师李军帮我们完成了缩混。当时为了赶发片期，我把人困马乏的李军折磨了七十个小时，终于在年底拿着缩混后的样带与京文音像签定了发行合约。99年刚一开始，我又找到了老牌录音师老哥为这张专辑进行后期的母带处理。1月8日正式将成品交给了京文，过了一周，专辑《幸福的旁边》就在1月18日顺利面市了。

　　“花儿”的音乐在排练期间音乐风格开始由GRUNGE向PUNK-POP曲风过渡，我想是因为他们开始喜欢上了美国那支年龄比他们大一轮多的乐队GREEN DAY。那种简单而又勇猛的音乐和动听的旋律，实在太适合这群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了。虽说现在西方在流行电子舞曲，大师们用昂贵的器材替代了人类自身可以完成的节奏，同时精致了所有声音的音色。可是孩子们仍旧喜欢自己冲上舞台展示自己的冲动的热情。其实“花儿”虽然是朝着GREEN DAY式的PUNK-POP路线走的，但是专辑里的十五首作品（准确地说是十四首）并没有完全模仿，象《花》、《静止》和《融化》就带有点英伦低调音乐的感觉，而《幸福的旁边》则是一种难以划分的音乐集合，当然有人会说《向我开炮》、《破灭》、《别骗我》、《没辙》以及新蜂版的《放学啦》都是十足味道的GREEN DAY式的迅猛无比的PUNK-POP作品，而《稻草上的火鸡》更是与GREEN DAY的一首作品有着相同的RIFF，也有人说《轰隆隆》有RAMONES痕迹。但是大张伟童音未泯的嗓音确是独一无二的，嘹亮清晰，游韧有余。他们的音乐中还隐约掺杂着一些民谣痕迹，象收录在CD版中的《歌唱》就是典型的乡谣作品。但是无论你怎样评价“花儿”的音乐，十几首旋律动听的作品确是大家一直认同的，所以他们能够从流行歌迷中争取过来大量的听众。当然他们最打动学生听众的还是那些生活写实般的歌词，那无一不是唱出了他们这代人心声的作品。

　　正象“花儿”在歌中所唱的“前面是一片绚丽的景色，何必在乎那结果”。未来就是未来，没有谁能预知，我也不知道“花儿”会开多久。虽说《幸福的旁边》对于他们来说是结出的第一颗巨大鲜艳的苹果，但是“现实有现实的空间”，一支乐队的成功也意味着压力的降临，好在我从没有让他们对制作唱片感到有什么压力，他们还在上学，他们有自己喜欢的专业，比如大张伟就正在学校里学商业美术，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唱片封套设计师。也许有一天你们发现“花儿”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大张伟的名字却出现在“新蜂音乐”旗下其他艺人的唱片文案里，而他的职务是封面设计。
　　关于未来，是很多人关注他们的问题，就算我在这里做出了什么宏伟计划，，还是要靠“花儿”自身的才华和实力来实现。

这就是红枫的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