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壁清音：刀丛中起飞的希望鸟

摇滚受人指责并奋而抗争有历史有时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它在美国和西方世界是“革命”的象征，是“共产党的阴谋”；而在真正的“革命”国家眼中，它却被斥责为“没落”的典型，是“资产阶级的下流货”。
在西方的各种反动势力眼中，摇滚乐的革命倾向是张狂的，而这种张狂是源于共产党有组织的控制和操纵。此一说法的集大成者，无疑于原教旨主义的美国基督都十字军著名牧师大卫·诺贝尔。1965年，他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催眠术和“披头士”：共产主义利用音乐的解析》。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是，摇滚乐是苏联的一个大阴谋，其目的是在暗中败坏美国青年，使他们在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衰。“控制论战争是最重要的武器，我们可不能制造出神经受阻的后代。把你的‘披头士’和摇滚乐唱片扔到垃圾堆里去吧，我们一直无愧于基督教国家的称号，别让那四个留着乱糟糟头发的跨掉派损害我们后代的情感和智力，并最终损害我们的国家。”基督教十字军的创始人比利·詹姆斯·哈吉斯也随声附和道：“‘披头士’为代表团的跨掉派的一伙是共产党的一伙”。也正是在1965年，美国政府下令在欧洲的美军基地严禁播出摇滚乐，因为其中包括了明显的反战因素。
1966年，所谓“让自由鸣响”的电话录音祝词活动又从美国印第安娜州传遍了全国，这个由恶名远播的“约翰·伯奇协会”发起的活动称摇滚为共产主义的音乐，认为美国青少年正持续的处在一种“潜在的破坏活动”和狂轰滥炸之中，这种破坏活动“是以‘披头士’式的音乐的一片嘈杂之声”为主要标记的。这一录音还认为，共产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们已经发明了一种利用“高音破坏计量器”制作的音乐，其中明显包含着一种规律性的节奏，它可以在青年人中产生可怕的影响。就是这种摇滚乐会使青年疯狂并造成歇斯底里。“伯奇协会”还由此下结论道，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要在自己国家里严禁摇滚，却要花精力在美国推广它的原因所在。“伯奇协会”的录音还举“披头士”为例说，“‘披头士’和其他千千万万喜欢他们的人在一代美国青年之中造成了一场真正的音乐垃圾大泛滥……大多数为人父母者似乎乐于不去觉察这种音乐的疯狂性，但是另一些父母则震惊于他们的儿女一步步跨进催眠式的狂热，迷醉于那些长头发的邋遢鬼，这帮人有浓浓的鼻音，尖声怪叫，四处乱敲，是一堆古怪声音的混合体，对任何一只有点自尊心的猩猩的耳朵也是一种侮辱。”
1970年，一个叫约瑟夫·R·克劳的前爵士乐队成员宣布，“披头士”、“杰弗逊飞机”、“大门”、“满匙之爱”、“小脸”等乐队“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全世界煽动革命”。在“礼仪复兴运动”的集会上，克劳认为摇滚是“有节奏的宣传”，是用来推动“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宣传和对“毒品、破坏、革命和乱交的赞美。”

一时间，“披头士”的《回到苏联》，“满匙之爱”的《革命69》被意识形态敏感症患者视为大阴谋的证据。鲍勃·迪伦向来受伍迪·格思里、彼德·西格尔这类“共产党人的不良影响”，而保罗·麦卡特尼在流言之中则成了共青团员……
正如我们在《革命（一）》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摇滚的确有“革命”的一面，但这绝非什么“共产大阴谋”。然而即使是美国官方，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阴谋论”。还是在1970年，尼尔·杨推出了一首新歌《俄亥俄》，其内容是有关4名在肯特州州立大学被美国国民警卫队射杀的大学生的惨死，这首歌在绝大多数电台遭到了禁播的命运，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还由此公开指责摇滚乐是批美的。1972年1月，美国参议院内务安全委员会则就列侬和大野洋子提出了一份报告，分析列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与激进分子的关系。其结论是：“年级头士”乐队一向是‘把尼克松拉下马’计划的热烈鼓吹者”。一位委员会认为激进分子们有一套计划，就是在每个要进行预选的地方举行摇滚音乐会，其目的是煽动年满18岁的大学生们踊跃参选，以推动立法使大麻合法化，并为其政治行动打下动员群众的基础，而且激进分子举办这类集会的王牌就是列侬。内务安全委员会既担心此类集会会替“新左派”们筹集到大量金钱，又担心此类集会动员起更多的人到即将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去引发冲突。于是，该委员会为“防患于未然”，建议“终止列侬的（在美居留）签证，以作为一种反击策略”。列侬虽然因此而未再出现在1972年的任何摇滚乐现场演唱会上，但他和洋子在该年推出的《从前在纽约》中的确充满了政治气息，其中既有关于黑人斗士安杰拉·戴维斯、“黑豹党”头领约翰·辛克莱的词句,也有关于监狱政治和爱尔兰问题的歌曲.但1972年底,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列侬的调查还是终止了,他们最终认为列侬"在革命行动主义者眼中是懒散迟钝的,而且他似乎已为纽约激进分子们所排斥".(列侬被左右翼同时仇视和冷落是我们在<革命一>一章中分析过的他那种"革命"态度的必然结果。）由此，列侬也不再被视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也许，在有关摇滚是“共产大阴谋”的浪潮中，最给人启示的是包里·麦杰尔演唱的《破坏前夜》一歌。这首歌所表达的无非是60年代中普遍为青年学生所持有的观念，即必须改变世界，否则它会循着核战争、暴力和仇恨而走向自我毁灭。大卫·诺贝尔又拿出了他那基督教十字军事家战士的警惕性，就此而挥就了又一本论述摇滚是共产主义工具的小册子《节奏、骚乱与革命》。他的结论是，《破坏前夜》“显然是要在我们的青少年中灌输恐惧和绝望。‘核子战争’、‘按钮’、‘世界末日’及类似词句都是想诱承美国公众向无神论的国际共产主义投降。”
因此，当这首歌进入排行榜前10名后，许多电台下了禁播令，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及其下属所有电台。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播放，表面理由是“不适于在公众场合播出”。一些广播电台的经营者认为“娱乐媒介”不应成为“宣传工具”，还有人发问道：“如果这首歌成了第一名，敌人们会怎么想？”

一些保守组织也发起了大规模的向广播业寄发要求实行大抵制的签名信运动。“保守行动公民协会”、“回归保守主义青年共和党人”向联邦电信委员会控诉该歌曲违反“公平经营原则”（即电台须为辩论双方提供相同机会），因为一首用来“应答”《破坏前夜》的《改正黎明》从来就未被播出。事实上“公平经营原则”与摇滚乐这类事务风马牛不相及。
更有意思的是R·瑟奇·丹尼索夫随后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他让180名听过这首歌的大学生对其歌词作一描述，结果只有36%的学生写对了这首歌的大意。丹尼索夫的结论是：“似乎连抗议歌曲也首先是被当作娱乐手段，而不具备那么多的政治含义。”
然而，并不是大家都那么想，就在摇滚乐被视为“共产大阴谋”的同时，他也常被意识形态有色眼睛视为法西斯主义。其中最有名的是1968年阿尔伯特·戈德尔曼的比喻，在当年的《纽约时报》上，他将贾格尔比做希特勒，将“滚石”的演唱会视作纳粹集会。他感叹，那些站在椅子上将手臂伸过头顶握拳高呼者具有“多么纯粹的纽伦堡风格”，他们将全身心投入在演唱会上的贾格尔身上，一如党卫军们“将眼睛、耳朵、灵魂集中于元首身上”。1979年，“吻”乐队也在德国陷入一场冤狱之中，由于“吻”（KISS）的结尾是两个“S”，而且其广告明信片和T恤杉上突出了这两个“S”，一些德国政治家便视之为纳粹的标记。好几个州取缔了“吻”的唱片，而且在第二年的西德巡回演唱中，“吻”被迫取消了他们用过的标记（直到最近，许多人还因“光头党”喜欢和利用摇滚而痛击后者，他们从来无视真正代表摇滚的世界一流歌手，一直都站在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德国排外的最前列。）


当然，最让人深思的还是摇滚在西方国家痛打的同时，又被对立的另一方视为“资产阶级艺术”。
在东西对峙的岁月中，摇滚乐一开始便被苏联官方指责为“冷战机器”。1957年，堂堂《真理报》就称摇滚为“西方堕落”的标记，类似摇滚乐的演出被严加取缔，从西方流入的唱片被强制没收。但各大城市中依然出现了模仿者。在莫斯科，一帮青年忍不住一试身手而被揭发之后，《莫斯科晚报》将摇滚乐斥责为“伪音乐”，并认为他对苏联青年会产生不良影响。《真理报》随后又发表文章，对这种模仿尝试大加谴责，并谆谆教导广大青年说，摇滚乐“是用演唱西方歌曲的方式进行腐朽及痉挛性音乐渗透的第五纵队”。
令人顿生感慨的是，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官方虽对摇滚乐大为反感，却支持在对苏联和东欧的广播中加大播出量。于是，在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的苏联，便出现了“骨头摇滚”这类的地下组织。这帮人用布满了骨头造影的X光片来制作翻转摇滚乐，其音源则是短波收音机或国外游客偷偷带入的唱片。在当时的苏联，普通唱片只卖5卢布，而这种顶多只能使用几个月的X光片唱片却可以在黑市上卖到10卢布至20卢布。一时间，这种非法摇滚乐传遍了苏联各大城市，“骨头摇滚”甚至建立了一个邮购网络。但警察设法捣毁了这个组织并让其组织者进了大牢。警方指出，这种“被禁止”的音乐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各地的俱乐部和舞厅，许多共青团员也参与了制作和买卖。因此，共青团组织在随后又一次发动了“抵制异已分子和西方资产阶级影响”的运动。
在50年代末的东德莱比锡，一个平均年龄为15岁的小帮派在大街上游荡，高呼大骂东德音乐和警察局领导的口号，但他们喊得最多的还是“埃尔维斯·普莱斯列万岁”。等待他们的是半年到4年半的牢狱之灾。因为在东德，摇滚同样是被禁的，它被视为“美国从以太波中发射的秘密武器”。但是在60年代，摇滚乐在东德成了热门，虽然当局不准录制出售摇滚唱片，花样百出的摇滚乐现场演出却如同雨后春笋，摇滚乐队总数数据据称已突破千数。官方再一次将摇滚确定为颠覆性的，报纸上频频发问：“狂热的音乐骚动仅仅是一种对音乐的响应还是一种针对政府的变相示威？”政府于是开始对音乐实施严格的控制，宣布任何留长头发、演奏“过度兴奋”的音乐或者在舞厅引发骚动者将被处以10至5000马克的罚款。各乐队被明确告之，不准模仿“披头士”，任何一支乐队都必须经文化部门认为具备了“条件和素质”才能有资格取得证书，而凭此证书才能进行演出。此举导致莱比锡的500名摇滚乐迷在市政厅示威抗议，要求获得留长头发和演奏任何他们喜好的音乐的权力。

对任何想去东德演出的美国乐队，东德也提出了同样的“资格”要求。东德文化部的发言人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英国乐队，只要他们遵守我国法律即时可。我们并不反对音乐本身，我们反对的是乱七八糟的打扮和过度放纵的音乐。我国欢迎每一支剪短头发，穿着整洁得体的美国乐队来访。”自然，美国的大多数乐队不会按此类标准行事，因而也就成了不受欢迎者。
直到60年代，东德都在进行着与“污染性”的西方摇滚乐的不懈战斗，尤其是不准电台播出任何有“煽动性”的摇滚。主持人必须遵守规定，在为青年提供娱乐手段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原则”。
在革命后的古巴，一切电台禁止播出任何摇滚味的音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多将西方音乐称为制造“文化异化”的东西。
而在1965年，北京的某报则将“披头士”称为“怪物”，认为其无非是用噪音“来满足西方世界对疯狂和腐朽音乐的需要”。

进入70年代之后，摇滚在两军对垒之中依然是风箱中的老鼠。
1971年，秘鲁政府也加入了反摇滚的行列。本来，为地震灾民们义演的、“拉丁摇滚”中最肯代表性的乐队“桑塔那”乐队从美国到达利马机场时，曾受到包括市长在内的三千民众的欢迎，然而，当圣马斯大学“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反对这次演出并称之为“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桑塔那”乐队的演出被取消了，“革命”政府也攻击摇滚“与优良品味相抵触，在道德上也是与革命政府相对立的”。在被审讯了几小时之后，“桑塔那”乐队被迫离开了秘鲁，而且其全部演出设备和服装皆被扣押。1975年，韩国“艺术和文化伦理委员会”负责人称他们在与北朝鲜共产主义处于生死搏斗的时期沉溺于摇滚乐，无疑是对自己神圣职责的逃避，是一种异已行为。一时间，列侬和洋子的《从前在纽约》、“浊气”乐队的《中央情报局》、埃里克·克莱普顿的《我向司法官开枪》等皆被视为颠覆之作而全面受禁。
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未曾放松对摇滚的压制。1976年，这种压制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在那一年，两支西方化的乐队“DG307”和“宇宙可塑人”因“有组织地造成公共骚乱并妨碍公务”而被逮捕和起诉。这两支乐队都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偶尔放松政治压力的时候成立的。1976年2月，“宇宙可塑人”演出了最后一场，这是在一场婚礼上的演出，当演出正在进行时，一直在寻找“可塑人”老巢的警察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法拘留了他们，并没收其全部唱片、录音资料和作品乐谱。几个月后，该乐队的四名成员分别被判处了1至1年半的徒刑。而持不同政见的“77宪章”则在第二年揭露，只要歌手的头发太长，只要歌手的歌迷们的打扮是“不受欢迎的”，或者其歌词是未经检查的，那他们的摇滚便会被当局严令禁演。不仅如此，倒退克摇滚乐手也同东德一样必须持有政府部门颂发的执照才可进行演出，而要取得这样的执照，就必须先通过资格考试。这种资格考试既包括音乐理论，也含有政治学习中的内容。其结果是多数乐队在两方面都很少有人能通过。
更为可笑的是捷克官方报纸对“朋克”音乐的解释，他们认为这种音乐是资产阶级统治者们发明的，他们将他灌输于年轻人的脑子中，“说服他们应当与资本主义认同而非进行反叛。”

70年代的东德如同其五、六十年代一样与摇滚为敌，《旋律与节奏》杂志一类官方报刊也依然常常警告东德歌手不要模仿西方摇滚乐手的唱法，因为这种音乐是与右翼政治组织臭味相投的，“是要对大众的意识施加影响，让他们拥护资产阶级政权。”
东德也曾极为少见地让西德摇滚乐手过境演出，但其曲目必须经过严格检查。其中尢多·林登堡是幸运儿之一，但他的《潘口特快》虽然是当时的排行榜头名歌曲，却被再三警告不准在东柏林举行的那场演唱会上演出，因为在这首歌中，当时的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被描绘顾一个秘密的摇滚歌迷。歌中唱到他急匆匆地穿上皮夹克，将自己反锁在浴室之中，大听西方摇滚。林登堡被明确告之，只准他演唱三首歌。事实上，在林登堡的全部保留节目中只有这三首不痛不痒的歌被东德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70年代的苏联官方也一直未放松对摇滚的战斗，但从70年代初开始，当地摇滚乐队的唱片也悄悄开始出现，于是从警察到报刊都对这些乐队歌词的正治倾向、打扮等提出这样那样的警告，任何被认为在“道德、政治或性观念上有暗示性”的摇滚作品定会立即被禁。官方要求他们多创造有关太阳能空英雄或经济成就方面的作品。而对他们的舞台风格及曲目也有严格规定，即不准声音太大，西方作品不得超过节目数的15%等等。
在走私唱片的黑市一如往常地兴旺的同时，一批西方摇滚乐手开始随着“缓和”的局势而进入苏联。“肮脏事实”乐队是第一支获准进入苏联作巡回演唱的美国乐队，随后，连埃尔顿·约翰后来都踩入了这块反摇滚的土地。但严格说来，最早进入苏联演唱的是英国老牌歌手克里夫·理查德，他在1976年举行的苏联演唱会引起了不小轰动。但克里夫·理查德的音乐可以说是最不痛不痒的摇滚，虽然苏联主办此类演出的机构对每位提出此类申请的歌词严加审查，他也只有一首歌被禁止演唱，原因是其中提到了中国。当理查德被问及为什么苏联很快同意他去开演唱会时，他坦白地说，因为他的音乐“是毫无危险的中间派音乐，我打扮得也整洁，没有毒品之类的歌词。‘滚石’想去苏联还早着呢。”

其实从70年代起，苏联就曾经想用自己的类似音乐来抵制摇滚。但进入80年代之后，苏联官方不得不承认自己培养摇滚乐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审查过的或有意扶植的乐手没人欢迎，乐手也因限制太多而难以发挥创造性。同时，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苏联渐渐改变了此类事务的政策，这一改变的表现便是那些被视为较为温顺的乐队，放松一些限制，以抵消那些更富“煽动性”乐队的影响。于是，像“阿巴”乐队一类的唱片便可以在苏联翻制出售了。尽管出版这类唱片必须经过特许，但他毕竟成为合法之举了。在1980年，莫斯科也出现了260家迪斯科舞厅。
然而，一种艺术只要被视为与意识形态不可分，他就必然会随政治风云而颠颇起伏。1982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和他的顾问发起了一个名为“让波兰成为波兰”的反对波兰镇压罢工的电视节目，“阿巴”同意在其中演唱一首歌。在节目正式播出时，“阿巴”的演唱并没有入选。然而，仅仅是这一姿态就足以使苏联官方不再把它作为“温和”派的摇滚乐。一部正在苏联各地上映的“阿巴”演唱会记录片被禁播，商店中所有的“阿巴”唱片被收回停止发行。报纸又开始新一轮讨伐，将该乐队描绘成“毫无格调，起着败坏苏联青年道德的作用……”，无非是“用歌手在舞台上的瞎折腾装饰起来的”商业化的玩意儿而已。
同时，由于迪斯科舞厅也并没有像官方想象的那样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文化的阵地”，受过专门训练的主持人们也常常播放西方摇滚乐，因而反对这类舞厅的鼓噪也再度扩大。1982年，官方主张这类舞厅必须严加控制，这类场合“都是青少年云集之地，成年人不感兴趣”，因而其中充满了“空虚和反艺术”的情调。官方报纸号召应当“正当地”组织舞厅活动，以便“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并在音乐声中进行严肃的交往。”
1983年，苏共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就文化问题发表讲话，猛烈抨击西方文化，包括西方音乐。他称西方企图利用苏联青年人的心理。迪斯科舞厅被比做马赛码头边的下流酒吧。从此，在迪斯科舞厅跳舞又成了被禁止的行为，舞厅数量被严格控制，全莫斯科只准66家继续营业，即33个区中平均每区两个舞厅。舞厅中可以播放的音乐是由官方审定的曲目，其中没有任何西方摇滚曲目；在播放舞曲的间隙，还有播上一两段带政治性的条条款款训话。

也许，契尔年科对摇滚乐的定义最能代表在他们眼中摇滚乐安全竟是什么，他说，摇滚乐“是一个地下兵工厂的组成部分，该兵工厂的武器则是用于暗中破坏苏联青年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的。”（试比较大卫·诺贝尔的说法。）
同样处于炮火之下的是苏联的本土摇滚乐手们，许多乐队因为“意识形态不健康”而被禁演。直到1986年，苏联虽然最终出版了“披头士”的唱片，但官方明文规定，每年只准出版两种西方摇滚乐的唱片。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所谓“公开性”时期，虽然苏联在政治口号上尤其在实质上已经向西方归顺，但官方报刊上依然充斥着对西方摇滚乐的抵毁性宣传，比如将埃里克·克莱普顿和洛德·斯特沃特称为“种族主义者”，将大卫·鲍伊描绘为“希特勒的崇拜者”，视“吻”乐队为纳粹组织等等。
在70年代的中国，某青年报曾将摇滚乐视古怪而疯狂的音乐，是“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产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地位”。在80年代初的四川大学，“墙报比赛”中的一句“西方的嬉此青年在摇滚乐中坠落，我们则像太阳一样冉冉升起”云云也被上下叫好。这是60年代消息灵通的红卫兵知道西方青年正在一种古怪音乐的催化之下加剧堕落，从而对把红旗插上白宫墙头更加信心百倍的心理的延续（一个少有人探究的问题是：虽然西方造反青年视中国“红卫兵”为同道，“红卫兵”却似乎对他们的西方“同志”少有了解和理解）。1982年出版的《如何识别黄色音乐》则视摇滚乐为靡靡之音的最典型代表。《怎样看待海外流行音乐》则指出，迪斯科之类摇滚乐“情调多数是轻佻狂荡的、产生官能刺激的”；它对我们造就一代新人毫无益处。这无非是将摇滚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典型。事实上，摇滚已经和将要背上的恶名还有：“精神污染”的成员，“自由化”的代表，“和平演变”的先锋……
尤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摇滚乐摇身一变，在某一天晚上又成了“改革开放”的象征，这是“唐朝”、“黑豹”、“呼吸”终于参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庆晚会之后北京电视台的评语，但在中央电视台随后播出的实况录相中，虽然靠袒胸露乳、“我为卿狂”而成名的香港三级片“巨星”叶玉卿也可以在全国人民的电视屏幕上故作纯真，“唐朝”诸人还是未能露一小脸。这一切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无论“意识形态”这一词汇被赋予了多少或神圣或低下的意义，我们依然可以将上述现象归结为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果，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将摇滚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在此，我们无意抹煞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应当指出，它对人类社会自有贡献。）
曾经在法国大革命中扬鞭跃马的骑兵军官安托万·德斯塔特·德·崔西也一心醉心于哲学，当他于18世纪末提出“意识形态”一词时，绝然想不到它（尤其是它将代表的内容）会对人类生活构成的巨大震荡。
无论后人对崔西的原意作如何五花八门的引伸，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同18世纪任何伟大或平凡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他的“意识形态”观念也是用于反对神权和君权的，即反对先验的天赋观念，而力图将观念变为一门学问，关于观念（IDEA）的学问（LOGY）。而这一学问的基础无疑是被我们一向称着“唯物主义”的那种传统。

无论是伯恩斯坦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好，还是卢卡奇、葛兰西对此的反驳也好，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唯物主义立场是不可更改的，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必不例外。因而意识形态本身不应当被作为观察分析社会的最终基础。即使意识形态最终成为“科学”，也必须是对社会的本质的反映而绝非从本来立场出发作出推导。此即马克思说的原则不应成为出发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这种立场是十分艰难的，表面上看，卢卡奇那种本质上一切意识都总是阶级意识的立场，甚至“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的立场是太过武断了，然而摇滚两面受击的历史却说明此说有时候也会成为现实。
似乎正是为了解决意识形态泛滥的问题，卡尔·曼海姆划分了“特殊”与“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特殊意识形态概念”是指导仅仅将一部分精神性经验与他人（无论是个人或集体）隔绝开来并由此构成对社会生活的曲解，其中只有思想的内容是社会产生的，形式和概念则不是，意识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动机和源泉是主体未被承认的利益。总体意识形态概念则包括了思想的总体结构并要反映社会存在、远东社会经验。意识的曲解用不着处心积虑地去达到，而是只需与主体况状达成普遍的形式上的一致即可。我认为，重要的不是这种划分本身，而是曼海姆所谓“知识社会学”的现身：

“随着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形式的出现，关于意识形态的简单理论便发展成为了知识社会学，曾以是党派之争的思想工具变成了社会及思想史研究的一般方法。”
曼海姆本人既强调“存在决定意识”，也反对僵化的客观性（无论这一点他是否做得到），但他所提倡的立场能做到的人极少，他所描述的现象四处可见，至少摇滚乐的历史证明，并非只有一种主义、一种立场体现了“总体意识形态概念”。
也许最值得人们思考的便是一种从反击“意识形态”出发的立场最终却成为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或至少是在为其张目。1955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以“意识形态终结了吗？”作为结束语，劈头便说：“目睹麦卡锡议员依然在白宫政坛扮演重要角色，……无数知识分子正在向莫斯科和北京顶礼膜拜，却产生意识形态终结的观念，真是令人困惑。”但阿隆自己毫无疑问是在祈求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训此甚至不惜使出已经使种种思想大厦倾覆了的杀手锏，该书最后一句是：“如果怀疑主义真的能够消除狂热心态的话，就让我们祈求他的到来吧。”丹尼尔·贝尔则比阿隆来得痛快，他在60年代初断然宣布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成为死路。然而正如贝尔自己的思想历程所昭示的那样，从“左倾”走向“反对”，其中难道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历程？

不管是阿隆还是贝尔，其力求终结意识形态的好心值得推崇，同任何战后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心存余悸，其“终结”之问、“终结”之说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厌烦意识形态本身的情绪体现，或者如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所说：“在这种观点中隐含着更深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及观点并不十分重要，我们现实生活在一个是文化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时代。”他们无非是那些力求追寻真正有别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的人的代表而已。比他们更为直接地表达这种情绪的是汉娜·阿伦特，她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观念中都具有三种特殊的极权主义因素：都主张整体性地解释人与世界之间的一切，“其解释方式并非说明事务的本质，而是解释其产生与消逝的过程……就是承诺可以解释全部历史事件，整体性地解释过去，整体性地认识当前，并自以为是的预测未来”；主张在可感知事务之后的“更真实”的实在，只有第六感才能够认识它，但也只有经过特殊意识形态训练的人才有这种第六感。“意识形态的思维就是要从我们可以感知的实在之中解放出来”；主张将事实纳入一种绝对的逻辑程序之中。“希望人们的思想能够超越经验、脱离经验而存在……首先从一项可接受的定义性前提出发，从中推演任何事物，因而，在这种逻辑程序中，万事万物皆是前后一致、首尾连贯的。”而“极权主义统治者往往可以使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凭着这项武器，就可以使他们的臣民迫使自己进入恐怖统治的运动之中。”
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努力想使意识形态与极权相联，从而使人们对其惧而远之的做法是幼稚的。如同驱鬼符并不能够真正驱除鬼神一样，认为意识形态不再重要的愿望和视其为鬼魅并不能有助于超越意识形态，而是真正构成讽刺的是，对发明意识形态的崔西和所有想用理性来驱逐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魔魇”的人们而言，阿伦特所列举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因素同样适合于“理性”本身。这或许便是人们常说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所在。当然，这样说毕竟并不否认某些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要少于另一些观念，比如曼海姆的理论就比其老师卢卡奇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为少，甚至贝尔、阿隆和阿伦特的意识形态性从表达方式上也比其对手为少。但它说明了一点，不能仅仅靠已经充满了意识形态语言的理性分析来进行超越（从这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也好，解释学也好，解构主义也好，只能有方法、程度上的差别。）
意识形态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即另一种意识形态或对意识形态的主观超越企图）表明，他们的实质都在于想用一种答案或一种基本方法来解决全部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在于这种方式本身对不对，而在于指责对方的答案和具体方法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曼海姆对“特殊”与“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的划分并不局限于意识形态本身，他认为彻底的思想家总归得走上总体意识形态概念之路，这一说法也大体不错。而当他们用这种答案对对照社会中的各种事物时，凡与其此答案不符者，皆成了可被怀疑者，因为只有在他们的答案中，真善美、自由平等主义效益才得到了终统一（虽然有时候这种统一是以矛盾或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贝尔所谓“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与主张一种主义者相比，贝尔无疑已是高人了。）鉴于这类答案更多的是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凡是以经验中的事实来反对这种答案的，凡是主张从现在到最终都可能和可以存在不可调解的价值和理想冲突者，凡是只满足于摇滚乐式的现实快乐并对社会作有限反对或有限赞同者，凡是视最终答案为无稽之谈或不屑一顾者，恰恰会两面受敌而被指责为放弃理想、怀疑主义、犬儒主义、经验论等等。而其中最为容易施加、因此也常见的罪名则是指责其为敌对意识形态的“俘虏”。同时，那种想在理性或语言分析之外用生动的生活语言保存领地或力求超越者则由于其灵活性且时常作意识形态所难以容忍的跳跃，便反而被围困追剿。因为手执不同意识形态规范者力求将其围困之后分类归档，并欲让其或归顺或灭绝而后快。

然而，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围困和指责未必有理。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观念、理论能够合理而无矛盾地解决人类全部问题，凡是作此追求者，无不痛苦而死，且只引起后人的一声叹息。而且那些自称与敌人不共戴天的理论，在不知不觉间已不辩你我（比如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纷纷改谈秩序和国家，而保守主义者则反而改视个人自由为唯一法定，仅就意识形态观而言，继承合理的“唯物”或经验论传统者，恰恰是被许多人视为唯心主义的迈克尔·欧克夏诸人，欧克夏坚持是理性造就了意识形态的坐大，使其成为一种政治技巧，造成满城的书本政治学，使人们对生活本质的认识也产生扭曲。与此同时，自称唯物主义者哲学家们都往往沉溺于固有立场和一本正经的演绎，视社会发展或是便于经典或是暂时倒退。）而这种人在有限的人生里便可觉察的立场转换，实际上应当比抽象的推理更具说服力。同时，它虽无法保证让我们获得最终答案，但它让我们懂得，最终的万应灵丹式的答案也同样没有保障。如果说自信拥有这种答案会使人生充满目的感，那他也同样易导致独断；而没有终极答案虽然看似使人的心灵“盲目”，实际上却使人心灵开放而真正让人心明眼亮；他虽然使人深陷自主的痛苦，却不会使人有愚蠢的等待和大失落的悲怆。
毫无疑问，摇滚之被对立的意识形态相互指责为对方的意识形态，说明它并非向第三种意识形态所作的努力。恰恰相反，说明了它超越的努力让惯于用终极答案划分归档者无所适从。它说明了摇滚的开放和弹性。与意识形态的全部论争者相比，摇滚更具感性化，更为“低层”，但它与号称最终真理的观念相比，虽然更不神圣，但却来得更为真切、更为可亲、更为平和、也更为不易。摇滚从未试图为人类历史甚至个人提供终极抉择依据，为它戴上意识形态帽子似乎尢为可笑（然而，当类似的作法被使用到别的事物之时，人们会有同样的可笑感吗？）它说明存在着比意识形态论战或批判更为有效的逃离之路。
正因为意识形态试图操纵一切，正因为关于意识形态的一切似乎都成了意识形态，才需要摇滚这样的东西让施加于其上的意识形态显届无理蛮横的一面，让超越意识形态的艺术努力多出一个向度。意识形态远远没有终结，但我们可看到的是。有利于人类心智健全和和平和存者，并非某种终极普遍观念（不论客观它是用理性论证的，还是被分析出反理性的因素），而是挣脱这种观念的努力，正是在这些努力之中，有摇滚的快乐或忧伤地歌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