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音乐：让柔情粉碎喧嚣

在摇滚所遇到的敌人之中，“民族主义”是又一强手。有时候，它比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号召力，毕竟，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比偏激的理想主义者更为常见。
从摇滚冲击美国开始，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或先或后或大或小地经历着民族音乐的危机，这种危机多是一种事实，有时也是一种被夸大了的观念。
最为典型的危机出现在南美。阿根廷素以探戈为荣，而摇滚的传播导致的便是所谓“探戈危机”。在爱国人士的眼中，摇滚的传播造就了没有探戈热情只有摇滚热情的下一代，使“民族特色”丧失殆尽。一个专事探戈音乐的制作人、作曲家及演员协会呼吁一切公共场所都应加强民族音乐的播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更是在1957年2月美国摇滚风靡之时断然下令禁止一切以摇滚伴奏的舞会，因为他担心这种非民族化的东西“会破坏道德规范及良好修养，会使人堕落并造成集体歇斯底里，最终导致相互冲突或暴力行为。”在这类号召和禁令的驱使下，阿根廷的父母们对子女的摇滚爱好严加管教，不准他们随便“乱”听摇滚。
在墨西哥城，模仿美国摇滚而试图开创一片摇滚形容的乐手们出遭到了无情制裁，墨西歌音乐协会发起了一项大规模行动计划，禁止在夜总会、电台、电视台和电影中让“毫无民族特色”的摇滚乐手露面，其借口是这些乐队不是协会会员，并且没有争取加入。但事实上，有好几支乐队都曾积极申请加入该协会，却都遭到了拒绝，因为该协会根本不愿接纳他们，他们“希望孩子们不要去玩这种旋律”。随后，一个摇滚风格的电视节目在当局的严令下被迫取消。墨西哥音乐协会主席文纳斯·雷强调，墨西哥的摇滚无非是对美国摇滚乐手如普莱斯列的“直接抄袭”，是将美国歌翻译成水平极为拙劣的西班牙语之后演唱。他坚持这类“音乐阿飞”会使墨西哥音乐荡然无存。该协会另一位领导人也指出，这种舶来品会败坏墨西哥人的“公共品味”，从而导致品德败坏。
在50年代的埃及，摇滚也未能逃离南美式的抨击。由于该国曾经上映过一些美国电影，因而普莱斯列等人名气不小，当他们的唱片到达开罗后，虽然价钱是纽约的4倍，却总是很快脱销。年轻人纷纷穿上牛仔裤并留起被父母们视为“希奇古怪”的发型，越来越多的夜总会和饭店将有着古老传统的埃及歌舞扫地出门而开始举办摇滚乐舞会。由于在这类舞会上舞者动作较大且热情开放，使身着长裙的女性难以为继且“有伤风化”，开罗市政府于是颂布法令要求女性舞伴穿上长裤。这对于一个曾坚决反对女性如此着装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实及一激进之举。爱国者们无法再沉默，他们早就视摇滚为“西方颓废”的象征，并以此作为反对“不道德西方”的弹药（这曾被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们称为“摇滚教旨主义”）。反摇滚的意见从四面八方飞向了塞纳尔总统的办公桌。经过一番紧急磋商，爱国者们大获全胜。埃及内政部宣布，从1957年1月起，全国所有夜总会和公共场所禁止播放摇滚乐，一切摇滚电影也严禁在埃及上映，否则将被作为违法行为而遭到处罚。该部还建议报刊杂志“最好不要再提摇滚”。
当时与西方亲善的伊拉克也将摇滚视为伊斯兰民族性大敌，当局认为这玩意儿会使循规蹈矩的青年们“变得危险起来”，而且它还“有损身体健康”。该国从禁演《昼夜摇滚》一片之后还禁止所有舞厅播放摇滚唱片，如果违反禁令，业主将被起诉，舞厅也会被立即关闭。
革命前的古巴，哈瓦那电台也曾天天播放摇滚，但这招来了民族音乐家和老师、父母的批评，该国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出面禁止电台再播放摇滚，并称其“对公共道德和良好习惯会造成不良影响”。
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更富戏剧性。当摇滚乐手开始通过电影传入该国并引起热潮之时，正值苏加诺总统在全国范围内谋求公众对他那增大政府管理职能的“构想”多加支持。于是，一个“爱国的”复员军人组织绑架了该国电影审查部门的领导人桑托奈，扣押他一小时后释放了他，意在警告他不准再让“不道德”的摇滚电影上映，“以免转移人们对苏加诺总统‘构想’的注意力”。
1958年，在布拉格举行的东欧国家音乐舞蹈节上，8年东欧国家的代表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来自东欧的更优美的爵士乐起来击败摇滚”。
鉴于摇滚乐的发源地是在美国，即使他的铁杆盟国也时时不买帐，认为他是外族夷音。音乐青年无疑是美国境外最早接受摇滚乐的群体，然而在英国音乐家眼中，英国广播电台日益增多播放美国摇滚也就意味着日益减少英国音乐，因而他们视摇滚为“美国制造和操纵的垃圾”，呼吁教师和父母组织起来，要求唱片公司和电台停止向英国青少年灌输“美国毒药”。
在1961年的西德，普莱斯列又一次领教了德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于该年推出的《木头心》改编自一首德国古典歌曲。然而，这首歌被从西柏林一直到巴伐利亚的电台全面禁播。德国人认为，这是使他们“悠久的民族音乐商业化并使其堕落”。一家电台发言人更是指出：“我们将竭尽全力与这种入侵战斗……我们不想任由外国人摆布。”
一向对西方文化宽大为怀的日本人，也对摇滚露出了狰狞面目。1965年，“海滩小子”和“宇航员”乐队的演唱会被突然取消了，因为当局禁止在音乐厅中作此类演出。一些爱国人士认为摇滚音乐会引发青少年不法行为，“摇滚节奏煽动起狂热，刺激起挥霍钱财的欲望，并会使青年人堕落腐败。”1968年，日本最大的电视网NHK（日本广播公司）全面禁止了摇滚乐。家长们坚决支持这一行动，并强调他们与其说是反对音乐和音乐家，不如说是反感那些无法无天、随着音乐乱蹦乱跳的青少年们。
“披头士”在日本的遭遇是民族主义者态度的最好见证。当“披头士”好不容易在60年代末获准在东京演出时，却深深陷入了极度神经紧张之中。因为最为“爱国”的左翼暴力学生组织“神风敢死队”公开谴责“披头士”败坏了日本的优秀文化，唯其因为“披头士”竟然敢在靖国神社演唱，更叫这帮“爱国志士”怒火高涨。他们拿出了武士道的蛮横姿态，公开威胁要取“披头士”的项上人头。鉴于“神风队”言必行、行必果的江湖名头，“披头士”只得成天在下榻饭店的房间中处于被监视状态，连东京是什么样也无缘得见，在他们来回靖国神社的途中，更是出动了上千名军警护驾。
西班牙的大独裁者弗朗斯戈·弗朗哥也没忘了对摇滚乐大施淫威。1969年，他认为此起彼伏的工人和学生示威是电视和广播中播送的外国摇滚所造成的。当年政府便下令，在电台和电视台中所播出的节目中，西班牙及南美作曲家的作品要占25%，其他国家的音乐只准占25%。西班牙广播电视部负责人称，这一划分是为了“阻止这两大媒介中正在增长的外国化，讲西班牙语的歌手们将承担起创造出与我们的习俗更为接近的作品的责任。”主持人们遭到的报复是必须在他们过去播出外国音乐的收听高峰时段播出西班牙自己的音乐。
自称最为爱国的希腊军政府在镇压摇滚时也同样不遗余力。内政部长科罗奈尔·拉达斯宣布，任何仿效“由瘾君子嬉皮士们创造”的颓废音乐的希腊歌手都会受到惩罚。他宣称古希腊人发明音乐是为了满足人类灵魂的“感性”需要，每一个希腊歌手都应当与摇滚这种“颓废”音乐抗争，因为这种音乐是“腐朽、堕落”的。拉达斯还强调：“如果某些人不愿意顾及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那么国家也不会坐视他们用艺术使社会腐化……国家将阻止并毁灭他们，以便保护艺术和社会。”鉴于摇滚对社会的腐化作用，拉达斯号召人们回归希腊民间音乐，以重新满足灵魂的感性需要。
1970年，同希腊开往百慕大的摇滚游览船“玛丽亚皇后”号被政府严令停航，因为该船每次都搭载数千名青年在摇滚声中航向百慕大作“生活节日”狂欢。希腊政府认为，不应当允许游船与摇滚有关联。（而与此同时，百慕大也因该条航线以摇滚为号召“扭曲”了该国形象，而正在对其大加鞭挞。）
在美军占领下的南越甚至也有过禁止摇滚的“壮举”。占领军本身没有激发南越懦夫们的“爱国”激情，倒是一首叫作《扭动》的摇滚曲子让他们“爱”起国来。南越当局宣布禁播此曲，因为“客观存在与本国的道德规范和反共斗争格格不入。”
韩国虽然一直实行歌曲检查制度，但针对摇滚的专项检查则始于1975年。“韩国艺术与文化伦理委员会”将摇滚称为“颓废的外来影响”，他们拟定了一份包括261首摇滚歌曲的黑名单，上面所列出的歌曲绝不允许在该国播出，其中绝大多数歌曲是来自韩国的后台老板美国的。禁播的理由是它们将给该国的青年造成道德与政治上的危害。在被禁的歌曲中既包括政治性较强的歌曲，也包括“猫王”的许多歌曲和艾利斯·库柏的全部歌曲。
韩国总统就此宣告，在“吸收外国文化影响时”要更有选择性和区别性，要坚决抵制“坏”文化的影响，并且要“防微杜渐”。由此，在韩国掀起了一场抵制外国文化的“爱国运动”。其中包括警察拘留留长发的男青年并当场予以“理发”。而“艺术与文化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还宣称，正是“不符国情”的西方摇滚乐导致了韩国青少年犯罪的增长，“被禁歌曲不符习俗的主题和韩国社会儒家传统格格不入。我们所期待的是能被全国人民都接受的健康而高雅的文化。”
在伊朗，自巴列维国王被推翻之后，摇滚就被冠以“不道德嗜好”的恶名，一场场反摇滚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最先倒霉的是那些用原版唱片复制二手磁带出售者（在当时的伊朗，这种买卖非常兴隆，复制带每盘售价4美元，而以这种复制带再次复制的磁带还可以卖到每盘2美元）。但最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怒不可遏的莫过于印在磁带封面上的那些“噘着嘴的金发女郎”，新政权认为那是“与公众及道德的纯洁性相抵触的”。因而，“反犯罪运动中心”下达了扫除这类音乐的命令，不仅不准再播放、传唱，而且凡原来参与销售这类磁带者，必须在两周之内洗心革面，找到一份不违背伊斯兰道德规范的新差使。
直到1985年，西德的政治家们还在因美和英国的MTV片“不符合德国国情”而主张严格予以限制，基民盟的一些党员甚至主张对其实行制裁，因为他们将“败坏”德国青年。
也许最为可笑的是加拿大政府，1992年正当布赖恩·亚当斯因《罗宾汉》插曲《一切为你而做》风靡全球而使加拿大增光添彩时，该国政府却发表了一项声明，称亚当斯的歌“不具备任何加拿大风格”，因此，要对其歌曲在国内的播出严加限制。亚当斯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然而，整部摇滚史都充满了这类笑话。在中国，摇滚乐一直被视为发展民族音乐的大敌，在不止一个亚洲国家，迈克尔·杰克逊等歌星的演出遭到了官方的抵制。而一直到1993年都余绪未平的“枪炮玫瑰”受到南美民族主义组织死亡威胁的事件（而在1992年，新加坡政府刚刚禁播了他们的音乐），更是说明此次笑话还将长期上演，摇滚的“世界音乐”梦想依然还有迢迢长路要走。
同民族性相关的问题是种族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摇滚得以产生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破产。因此，它必然面临种族主义者的猛烈抨击，而且种族问题在摇滚乐中甚至比民族问题更加具有本质性（但正是由于其明显性，人们往往可以一目了然，因此，我们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民族主义方面）。
摇滚产生的前夜，美国的音乐产业实际上还是黑白双轨制。大公司主要生产佩里·科莫之类白人歌星的唱片，而一些小的独立公司则生产“节奏布鲁斯”等黑人音乐唱片。直到50年代初，纽约人只能到哈莱姆区才能买到节奏布鲁斯这类黑人音乐唱片，因为市中心的商店只卖白人的唱片（哈莱姆也只卖黑人唱片）。在电台甚至自动点唱机中，也实行着类似的划分。
正是由于节奏布鲁斯这一最终导致摇滚产生的黑人音乐形式的兴起，使大唱片公司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刚刚从节奏布鲁斯中脱胎而出的摇滚自然也脱不了干系。从1954年起，各大唱片公司和电台电视台主持人都破口大骂这一新音乐形式的“品味低下”、“粗野”，原因无非是因为它是源于黑人的音乐。美国各式音乐家组织也基于同样理由对甫出世的摇滚大打出手。大同小异的咒骂声在整个50年代随处可闻。
1956年，这种攻击曾经达到了顶峰。北卡罗莱州白人公民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萨·卡特在伯明翰和安凡斯顿进行了将摇滚曲目从自动点唱机中予以清除的行动。他宣称，这些由黑人演唱的歌是肮脏下流的，是“充满性欲的、不道德的”。他明确指出，摇滚乐是“黑鬼的低级的强节奏音乐”，它是一种低下的粗俗的东西，表达的是兽性和下流。卡特认为，摇滚乐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委员会”的阴谋，其目的是将白种人的水平“降低到同黑鬼一样”，它导致了“儿童的道德堕落，是曾消除种族隔离服务的。”
同年4月，种族主义者的肮脏嘴脸暴露无遗。在伯明翰举行的纳特·金·科尔的一场演唱会上，3000名听众全是白人。在演出进行过程中，突然有6名听众上台袭击科尔。当警察前去救援时，科尔已经被这帮人用琴凳打翻在地。在这6人之中，便赫然有伯明翰白人公民委员会会长。第二年在该市举办比尔·哈利演唱会时，也是同一组织派人乌黑了演唱会场，其中一个标语牌上写着：“基督徒不会出席这种晚会！”
新奥尔良的白人公民委员会也同样发起了反摇滚运动。他们打印并散发了许多传单，上面列举了摇滚乐“白痴式尖叫”的歌词，并认为他们败坏了“白人青年”的道德。该组织号召家长们不让自己的孩子买此类唱片或不准孩子们听这类唱片，他们还号召家长们监听广播电台，一旦播出摇滚乐者就向该组织举报。另一个种族主义组织还散发一本小册子，上面写道：“救救美国年轻人吧，别让他们买或听这种黑鬼唱片。这种尖声尖气的白痴歌词和野蛮节奏正在腐蚀着白人青年的道德。”
在50年代对摇滚的攻击中，最经常用的一个词便是所谓“丛林音乐”，这一词语既指它是原始的，更是指它是来自黑非洲的丛林，暗示它是“黑鬼”的、“奴隶”的音乐。
“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在加利福尼亚的埃尔蒙特市议会举行的禁止摇滚乐演唱会听证会上公开指出，“有证据表明，对摇滚乐的攻击之所以不断扩大，是因为它大多是由黑人演唱的。”但是，该市议会还是通过了禁演令。
50年代的黑人摇滚明星们自然也免不了受种族主义者的抨击。臂如查克·贝里是摇滚乐最早的明星之一，他从1955年开始走红。他最有名的招式是舞台上的“鸭子步”，他单腿下蹲，几乎坐在脚后跟上，脊背挺得笔直，另一条腿伸向前方，在舞台上跳来跳去；同时，他的头以一种奇怪的角度抬起，双手还不停地弹着吉他。他也常常用吉他做出些的确有点下流的动作。
查克·贝里虽然同样为摇滚的早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从来不曾达到“猫王”那种程度。原因很简单：他是一名黑人。在50年代的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是极其强烈的（也就是在40年之前的美国，黑人还被视为低等人，而且如今也绝完满解决这一问题，这有时候使人觉得不可思议。）而一个黑人用他独特的魅力竟然使白人女孩子神魂颠倒，这肯定会被视为一种不小的种族威胁。因此，贝里时常被种族主义者敲打。在1959年8月，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警察局竟拘留了查克·贝里，理由是他“企图与一个20岁的白人女孩子约会”。其实无非是演出之后，一名白人女孩同其男友一起来找贝里签名，用贝里的话说，“发生了某些误会”，而正是因这误会，贝里被拘留而且不准保释。同年，一名由贝里由外地带到圣路易斯城一个俱乐部当记帐员的14岁的女孩在同贝里发生争吵之后到警察局告发了他，虽然这个女孩在认识贝里之前就是名妓女，而且贝里根本不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但鉴于她是一名白人，而贝里是一名黑人，因此，贝里被判违反“麦恩法案”而被起诉，该法案禁止在州与州之间运送妇女作“不道德”勾当。起诉书上指控贝里“胁迫、诱使、教唆她走向堕落”。该案的审判持续了两年，两次审判皆宣判有罪。第一次宣判之所以被搁置，正是因为法官有明显的偏见，他在审判中公然称贝里为“那个不管叫什么名的黑种人”。贝里终于被判入狱两年，当他出狱时，不仅婚姻破裂，摇滚生涯也宣告结束。虽然他他还继续唱歌，也不时有两首热门歌曲，但他绝不再是一名巨星。当他把自己所拥有的一间小娱乐场向中学生开放时，家长们却非常担心，“他毕竟是因性犯罪而入狱的黑人。”
杰里·李·刘易斯作为白人，也曾深受种族主义者之害。刘易斯刚开始出名时，许多电台禁播他的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歌肯定是黑人唱的，德克萨斯州一家电台就禁播刘易斯的《全体继续震动》解释道：“我们不播黑种人的歌。”当有证据表明刘易斯不是黑人时，还是该电台宣称：他的声音太像黑人，所以我们还是不播。
如同我们在《命运风景》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摇滚之父”艾伦·佛雷德也曾受到种族主义者的无情打击。
即使在黑人民权运动高涨的60年代，种族主义也不曾放松对摇滚的压制。臂如，吉米·亨德里克斯1965年推出的《你觉得怎么样》，因为毫不隐讳地提出了黑人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悲惨处境，清楚描绘了黑人不准在餐馆为白人服务和只准在公共汽车后部就坐的事实以及对这一事实的不满，便遭到了全美国许多电台的禁播。“何许人”的《代用品》中也因为有一句“我见到四处是一片白，可我的老爹是老黑”而被大西洋唱片公司改词，否则不准在美国发行。
也许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85年的《太阳城》事件。当年10月，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鲍勃·迪伦等许多超级巨星录制了《太阳城》专辑，这是一张公开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专辑，而且巨星们也以此专辑公开起誓，绝不到那儿去演出。然而，就是这样一张有意义的唱片，却迟迟得不到电台的播出和宣传，许多电台有意抵制它，表面理由是这张唱片里的声音“过于招人讨厌”和“粗鲁”。
同样，如同许多黑人歌星指出的那样，在MTV这样重要的传播媒介中，也一直存在着种族倾向。著名歌手里克·詹姆斯曾经这样描述过MTV的倾向：“全是白人在玩黑人摇滚。还是那个老问题：种族主义。”在面容克尔·杰克逊和“王子”大获成功之后，MTV台的确加大了黑人音乐录相的播出量，但明眼人不难发现，其中露面的白人的确居多。
同样，当说唱乐终于在八、九十年代修成正果、步入大雅之堂时，由于它始终将种族问题作为从不放松的主题，大揭美国这个“自由社会”的短处，使许多种族主义者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管是强奸还是凶杀案，都尽量往说唱乐手身上招呼，欲灭绝之而后快。

摇滚乐受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过于敏感的“爱国者”的攻击，本身就说明了摇滚乐更为宽广的心胸，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一种东西（包括古典艺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引起过全世界如此众多的青年的一致响应（即使体育也有着太过浓厚的国家间竞争性）。
不仅如此，摇滚乐的历史也是一部力图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冲决历史和人为壁障的历史。成为世界青年共同的心声，一直是摇滚努力的目标。事实上，西方许多摇滚巨星都有着从本民族和本国之外吸取灵感的作品，在摇滚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里奇·瓦伦斯于50年代开创，最后由“桑塔那”发扬光大，修成一派正果的“拉丁摇滚”；还可以看到由乔恩·阿玛崔丁为杰出代表的有浓厚西印度群岛风味的摇滚。但在所有这些融合各民族特色的努力中，最为耐人寻味的无疑是“瑞给”；而最为壮观的努力是延续至今的“世界音乐”梦想。
“瑞给”的祖国是牙买加，而在美国和英国造成“瑞给”狂潮的领头人则无疑是鲍勃·马利。马利也生于牙买加，从60年代早期刚15岁起便开始操练“瑞给”，但他第一次让西方人认识到“瑞给”的魅力是在70年代，因为从70年代初开始，“瑞给”的影响从加勒比海域抵达了美国。在70年代中后期，马利的歌声回荡在美国和英国的大街小巷。
然而，最引人深思的并不是马利和彼德·托西、杰米·克利夫这样一些来自牙买加的“瑞给”歌手在西方的成功，而是“瑞给”的起源和西方摇滚歌手对它的接受。
绝大多数“瑞给”歌手（包括马利、托西等最有成就的歌手）都是“罗斯塔夫雷主义”的产物。所谓“罗斯塔夫雷主义”乃是后来成为埃塞尔比亚皇帝的海尔·塞拉西所创（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便是罗斯·塔夫雷），其重点是强调黑人的骄傲，强调反对种族主义，认为第三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悲惨处境全部是由西方的白人所造成的。海尔·塞拉西则是神的化身，他号召把黑人兄弟们从白人的巴比伦国中解放出来，并最终回归非洲大地的传统。在牙买加歌手的“瑞给”歌词中，时常可以听到这种极富战斗性的口号，1972年由杰米·克利夫主演的电影《来势汹汹》便是因反映这种民族斗争观念而大获成功，第二年由马利创作的同样主题的《煽动它》也成了热门歌曲；1976年，马利根据塞拉西皇帝的一次演讲改编的《战争》也进入了排行榜前30名。
但即使是对有着如此激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音乐，摇滚乐依然敞开着它那一向宽广的胸怀。它不仅没有像反摇滚者奸样视“瑞给”为敌人，反而以极大的热情包容了它。西方的摇滚乐巨星们纷纷将民族及国界偏见放到一边。对“瑞给”大加欢迎并创造出了自己的“瑞给”风格作品。，早在1972年，约翰尼·拉西就推出了《我看得更清楚》，保罗·西蒙则创作了《母子重聚》，斯特普斯·辛格拿出了《我会带你去那儿》；1973年，“莱得·泽普林”唱出了《染色工》，保罗·西蒙又推出了《带我到忏悔火曜日》；1974年，埃里克·克莱普顿唱出了《在“瑞给”女士之上的摇滚》；1975年，“战争”乐队的“瑞给”风格作品是《我们为何不做朋友》；“老鹰”乐队则推出《加州旅店》；到1976年，连新崛起的“朋克”乐队“冲撞”也加入了“瑞给”大军，“警察”和埃尔维斯·卡斯特罗、“UB40”也不例外……
摇滚的“世界音乐”梦想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从80年代末开始在欧美摇滚乐坛大出风头的塞内加尔歌手尢素·恩都尔便被称为“世界音乐的希望”，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最新的事例而已。
因都尔1959年出生之后，一直生活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正是这个被称为非洲巴黎的城市，一种被当地人称作“恩巴拉克斯”的音乐形式一直在延续发展。“恩巴拉克斯”的意思是“鼓之节奏”，它是一种融合了拉丁音乐传统、马利的“瑞给”、马文·盖伊的灵调式冥想、詹姆斯·布朗的“放克”和迈尔斯·戴维斯的节奏爵士等风格的西非音乐，在其中，非洲音乐中不可缺少的鼓声占着重要地位，但摇滚中必不可少的吉他、贝司、键盘等也一应俱全。恩都尔从18岁就开始自己组队演唱，并很快在塞内加尔小有名气。
但真正表现出摇滚胸襟的是恩都尔自己在与西方摇滚遭遇后的经历。
在80年代早期，恩都尔的音乐开始在欧洲露面，他在塞内加尔录制的音乐偶尔在巴黎或伦敦出售，他本人也偶尔前往出演。1984年，当“创世纪”前任主唱彼德·加里布埃尔在伦敦第一次观摩恩都尔的演出时，后者已经作为西非音乐的代表在伦敦站住了脚。加布里埃尔被恩都尔极富魅力的声音所打动，跟着他的乐队前往巴黎继续观摩，甚至跟踪到了达喀尔去拜访因都尔。加布里埃尔说：
“他（思都尔）的声音让我的脊背阵阵发冷……我从未听过如此自由而流畅的西非音乐，……我真想同他合作并让他更为知名，对此我既有自私的动机也有无私的动机，真的。”
恩都你在事后则是这样描述他与西方摇滚乐的直接见面的：“在巴黎的一场演出之后，一位女士介绍我与彼德相识，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但我对他一无所知，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音乐，并希望能与我合作，但我当时很忙，另有约会在先。我同他约好午夜时在一家小酒吧见面。……演出结束时已是午夜两点，酒吧门卫告诉我彼德刚走，他还告诉了我彼德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音乐家。”
“四五个月之后，当我在达喀尔的家中与朋友喝酒唱歌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我看到彼德出现在门前。”
恩都尔是一位“黑色穆斯林”，所以他把这次会面不仅视为一种音乐之间的诚挚友谊，也视之为一种朝圣般的行为。加布里埃尔在他1986年的热门专辑《这样》中请恩都尔出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在他当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中，每场演出的开头都由恩都尔露面而由加布里埃尔收场，从此之后，恩都尔日渐引人注目。斯汀等人纷纷要求与他合作。
1988年，恩都尔应邀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崔西·查普曼、斯汀、彼德·加布里埃尔进行了世界性巡回演出，所到之处，欢声如雷。恩都尔不再视自己仅属于西非，摇滚也再一次证明它不仅属于欧美。
在反种族问题上，摇滚更是民权组织之外最为坚决的力量，而从影响力上看，摇滚甚至超过了民权组织，成为人类良心的最最强有力发言人之一——（在《结束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近斯的反种族努力。）

围绕着摇滚的民族特性与世界性所展开的每一次围剿与反回剿的中心议题都无非是民族主义正当与否这一议题的分支。（鉴于种族主义已经臭名昭著，我们在此主要着墨于民族主义。必须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在某些极端情形之下，比如在遭遇外族入侵时，不失为一种最有凝聚力的号召。）
历史和未来的观念是西方人自认在19世纪之后从中世纪黑暗之中解放得最为彻底的领域之一。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使哲人们乐观地认为历史与未来已经在握，剩下的问题无非是用什么样的术语来表达已经暴露无遗的历史法则。首选的工具自然是与自然科学的本性相一致的理性，在理性解释历史的基础上，人类的未来及有关未来的观念就可以像科学一样为人精确地把握，以至成为科学知识的本身。自然，在这种大思路之下，也曾产生了许多被人称作乌托邦的设想和被称作“反乌托邦”的观念。其中既充满了飞扬的激情、完美的推理，也四处是匪夷所思的想象，反正一时之间，有关未来的事无巨细似乎皆已在人类股掌之中。
但是，虽然有史家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衩政治思想的进展为“关于民族国家和理论”，我们仍然应当指出，没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准确地预想到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壮大。正是这一当初并未使思想家稍微多加注目的运动，却在20世纪的全部历史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人们将看到，被他们忽视的这一运动会使许多人失去自由、理想、家园乃至生命。面对19世纪的人而言，造成对民族主义忽视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它被视为天经地义。
隶属于某个被自己认同的组织或群体的观念也许的确是天经地义的，据说猿在向人进化的过程中，结伙成群乃是必不可小的。不论此说有没有充足证据，反正从古希腊的思想起，尤其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思想家们都认为这种归属感乃是人的自然属性的组成部分。不管最终所归属的是家庭、部落、氏族、城邦、阶级、宗教组织、政党还是民族、国家，本质上都乃人之归属需要最终得以满足的不同样式。这种观念在马基雅弗利、维科、圣西门、黑格尔、孔德、马克思及其后续者处都可以看到。其中支撑起一个社会民族或国家的因素包括了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习惯、传统、历史，也包括了长时期内对同一块版图的拥有。这种基本看法是几乎所有思想家都一致认可的。不同的是对这样一个玩意儿的起源、本质、功能、前途等等的看法，比如它是“自然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是有权全面控制个人的，还是只能具备有限权力等等。
但是，民族主义显然在这样一种简单的归属观念的基础上跨进了一大步，如E·B·怀特所说，它“对其皈依者有两大魅力：一是先定的本土自足，此观念使人愉悦而满足；二是由此而使人产生一种个人优越感，因为自己是一个自成一体、和睦共处的地界的一员，这一地界与奇怪而遥远的他乡有天壤之别。”在这种使个人满足的基础上，它也反过来视联合体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自决为最高终极价值目标，其他的一切在必要之时应当全部放弃，甚至永远放弃